被遗忘的角落——关于公共空间的探讨

The Forgotten Corner——Discussion on Public Space

作者:孔祥伟
北京观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首席设计师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编辑部 执行主编
发表于《景观设计》2006年第三期(总第15期)

 城市活力的丧失

        很难考证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衰落的抱怨始于何时,但1961年发表的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的确是一个标志,此书是对当时的美国城市规划的强烈批判,雅各布斯提出城市的活力来源于多样性,要挽救大城市活力,必须体验真实的城市人的生活。城市活力的丧失似乎是快速城市化运动的产物,雅各布斯描述的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现象直指今日超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规划,城市化对旧城而言,“拆”字当头,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公共生活的格局,直接导致公共空间的破碎;对新城而言,似乎是为了避免犯错,规划了大尺度的交通和绿色空间,但可达性差及尺度的失衡造成了参与性的缺失,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绿色荒漠”,城市活力正在逐渐衰落和丧失,生活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现代城市中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演变与剧变

        公共空间在漫长的城市与聚落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充满活力的人性场所,足以承载人们日常公共生活的需求。在西方,中世纪的城镇广场或方场被称为公共空间的典型,它是城市居民户外生活、聚会、了解新闻、谈论时政或观察事态万象的场所,也是集市和庆典的场地,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里,其本质是一个对话性的场所,人们聚集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并形成“公共生活”。对中国而言,生活意义上的传统公共空间主要表现为街巷、聚落集市及城市市井,按照一种松散而有机的形式存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及聚落的演变具有“记叙文”般的性质,好象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连续地讲述一个长篇的传说故事一样,自由驰骋、情节繁多,但都是由一种渊源深远的语言纽带给串联为一个整体了。城市和聚落本身不是目标,而是由于使用而形成的一种工具,在发展过程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形成了具有魅力的人性场所,至今能为户外活动提供极好的条件。         城市规划以剧变而非演变的形式自上而下改变了城市形态,重视物质问题的规划理论造就了“直线式”的城市改造思维和“推土机策略”。现代功能主义规划忽视了建筑与公共空间设计中的心理与社会方面的因素,对公共空间本身也不感兴趣。格登•库伦用“荒漠规划”描述了功能主义规划的结果。

工具理性围合速度

        “工具理性”、“围合”和“速度”从不同层面造成公共空间的破碎和衰落。 在哲学家韦伯的理论中,“工具理性”是现代最基本的原则,它关心的是在不违背契约的前提下,效率最高、产出投入比最大的合理选择,这一合理性针对的是经济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对规划而言,“工具理性原则”把经济价值和土地利用的最大化作为城市规划的优先原则,某种程度上将城市的公共空间推向对立面,使公共空间成为被压缩的对象。建筑学将空间定义为“围合”是一个公认的基本概念,也被奉为建筑学中的“真理”,但正是这一貌似正确的定义导致城市中公共空间的破碎。建筑学告诉我们,空间秩序的建立基本上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布置实体元素,比如边界和墙。当一个物质的外形甚至它的存在都是由其他物质限定的,这一物质便成了一种空白的“负”的形体,空间就这样被定义为一种“非物质”形式。将空间定义为围合,这样就把空间的概念偷换为创造空间的实体,空间作为物质的主体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被包裹的纯粹的局部现象,从而失去了空间的关联性,而这种关联性是建筑和城市空间的核心,关联性的丧失导致了破碎的城市空间。
        “速度”是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信息与媒体的覆盖无所不及且其快速传播无孔不入,人们不再从传统的公共场所中获取信息,公共及社交活动发生了改变。“非场所、虚假的公共领域占据了我们的城市空间,我们频繁地经历这种区域和空间:在这种空间中我们以某种社会的伪装会面,加速的穿过场所,而不是体验场所;并且在这种场所中几乎不存在相识的可能性。非场所性的消费地方和交通区域鼓励无思想的行为和单调不变的行为,并且没有时间和地点供人们停留,观看比场所的真实存在更重要。”—理查德•弗朗西斯•琼斯。“速度”改变了人们使用公共空间的方式,这从客观上导致城市公共空间的衰落。

城市网络概念

        城市网络概念是新城市化理论的特征,将城市视为一个复杂的整体网络和自组织系统,并把公共空间视为这一系统的主体。社会学意义上的非物质形式成为理论与设计的首要元素,这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功能主义规划的设计程序与次序。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成功的城市化来源于一种与城市形态相关的相互关联的“细胞”理论——“每个细胞单元都是平衡的,又是局部独立的,但同时也是更广泛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他断言,城市不可以想象成是一种高速公路、街道和公共空间的独立模式,而是由一系列相关局部区域的重叠形成整体的城市网络。社会学家简•雅各布斯关于城市的思想和对策是具体而日常的,她推崇城市的多样性,提出城市要尽可能错综复杂并相互支持功能的复杂性,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人类活动的相互联系和这些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机会”是城市的重点。雅各布斯举出了详细的例子来说明公共空间与城市网络之间的关系,她提出街边步道要连续、街区要短小、要有各类商贩杂铺,才能构成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网络,公园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并不是当然的活力场所,应与其他设施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公共场所的价值。雅各布斯所提倡的这种多样性、交汇和联系促成了连续的公共空间的产生,从而形成了丰富的户外生活并增强了城市活力。“空间句法”是一种研究城市的方法,认为城市中的空间不是独立的词汇,而是完整的语句,从而消除了建筑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的对立。其创始人比尔•希利尔提出了城市的“不均衡的组构”原则:商业等活跃的土地使用位于能吸引人流的整合度高的地点,而住宅则位于整合度低的地方,人流密集的地方产生了更多商业性的土地使用,继而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流,这从而产生了城市土地利用的“倍数效应”——希利尔称这种反馈式循环模式为“不均衡的组构”,正是这种“不均衡的组构”产生了吸引力,形成了区域之间的运动,而运动作为强作用力把城市连接为一个整体。在城市网络概念中,公共空间不再处于从属的地位,它以强烈的渗透性影响着城市的活力。

人性场所

         人性场所是公共空间的一个独立课题,研究普通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随意地利用具体空间以及对空间的体验,其理论呈现一种大众性与全面性的原则,面对寻常百姓而非精英阶层,繁杂而平常,这也是被所谓正统的建筑学和规划学所“遗忘”的原因之一。
        场所精神与“小尺度哲学”:场所精神旨在认识、理解和营造一个具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场所,场所能够使人感知并产生共鸣,从而产生归属感。戈登•库伦将“场所感”描述为:“一种特殊的视觉表现能够让人体会到一种场所感,以激发人们进入空间之中。”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对场所精神的理解不同,场所精神依赖于具体的空间结构和抽象的称之为“氛围”的空间性格,对应的是多样性、地域性和不同的文脉。与场所精神有关的是凯文•林奇的“城市印象”途径,强调一个健康、安全和美好的景观取决于它的可印象性——物体所具有的,能在观察者脑海中唤起强烈印象的特质,他讨论了城市物质空间对普通人在空间辨析和定位的意义并提出了“点——线——面”模式。场所精神偏好于可达性好和视觉可控制的小尺度空间,对于广场而言,林奇建议的尺度是25-100米,而杨•盖尔则认为是从70-100米——两者都是看清物体的最大距离,这反映了“小尺度的哲学”,小尺度公共空间可以更好得体现场所精神,被认为是城市活力的最佳载体。
        空间与行为:步行与逗留是人们参与公共空间的两种主要行为,有着完全不同的空间取向。步行体现为一种“连续与中心原则”。现代城市的弊病之一便是街道生活的消失,街道从复杂的户外生活功能演变为以汽车为主的纯粹的交通功能。街道的复兴被认为是新城市主义的重要举措,并把人行系统视为完整的网络,强调其连续性。为了鼓励步行,利用安全步道、商业中心及步行街等组成的人行系统把各个广场连接起来,形成连续的公共空间网络,从而改进城区的现状交通。“抄近道”是人们利用交通空间的最基本的原理,即步行行为的中心原则,要
求公共场所中的空间布局能够使人方便的到达周围的商业建筑和设施及座位区和观看区,为人们提供抄近路穿越广场的机会,从而提高城市活力。逗留则更偏向于“隔离与边界效应”,包括小坐、聆听、观看与交谈,场所的边缘为人们观察空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并具有安全感和稳定感,从而受到欢迎,公共空间的活动也往往生长于向心的边界。座位被认为是与步行特别是逗留区域有关的重要设计元素,并作为独立的研究章节,但对普遍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而言却并不乐观,座位和逗留区域的忽略、错位和不具备人性导致大量城市广场演变为空无一人的舞台。旧金山中心城区的规划要求一英尺的广场边长应有一英尺的座位,不知座位有没有写进中国的城市规划要求? 人性与民主:公共空间应该被所有人使用,没有人因为身体、性别或年龄被设计排除在外,人性场所关注一般使用者与包含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青少年的特殊使用者的不同需求。两性对公共空间也有不同的偏好,男性偏好于公共的、相互接触的“前院”体验,而许多女性对于轻松和安全的“后院”体验比较青睐。
        气候原则:气候、宜人性与活动内容三者紧密联系,其中日照和风被认为是影响公共空间使用的重要因素,现代景观设计趋向于努力使公共空间尽可能终年发挥作用,体现为抵御恶劣气候和营建微气候。逗留区域中座椅周围的气候和步行路线自身的微气候决定了人们利用空间的取向,在对场地气候分析的基础上,利用避让原则有选择性的将步行道及逗留区域安排到最适宜的位置上。此外,在小尺度空间中营造微气候,采用风障、林木树篱等隔离措施来改善环境质量和气候条件。
        城市安全与“街道眼”概念:犯罪是困扰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社会问题,户外活动是一中自我强化的过程,如果人及其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过于分散,那么单项活动就没有机会相互交汇,这是一种“负效应”的过程,这种过程导致城市公共生活被肢解,街头成了空寂之地,从而产生了在街道上破坏公共设施和犯罪的行为。针对美国大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犯罪问题,雅各布斯提出了著名的“街道眼概念”:如果有许多人在一条街上,就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共同防卫,如果街道富有生气,许多人会从他的窗户俯瞰街道,从而构成安全的城市网络,这是一种“倍数效应”,城市公共空间愈富有活力就愈安全。

结语

        基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在景观设计学中找到了它本应拥有的高贵地位,但当代中国景观设计缺乏针对中国本土公共空间的研究,寻常的具有活力的人性场所也往往被忽视。我们一向具有自我嘲讽的长技,从阿Q到柏杨笔下 “丑陋的中国人”,“以人为本”是设计说明当中的常用词汇,但最终演化为空洞的口号甚至是相背离的概念。对公共空间而言,视而不见和熟识无睹是否也是一种“遗忘”?或者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遗忘?对此,我们需要反思:公共空间为谁而存在?城市为谁而设计?
        参考文献:
        俞孔坚,李迪华《景观设计:专业、学科与教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2004
        杨•盖尔著,何人可译,《交往与空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克莱尔•库珀•马库斯、卡罗琳弗朗西斯编著,俞孔坚、孙鹏、王志芳等译《人性场所——城市开放空间设计导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比尔•希利尔,《场所艺术与空间哲学》,世界建筑2005年第11期,(总第185期)
        诺亚•瑞弗德,《破碎空间系统中的步行人流和社区形态: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案例》,世界建筑2005年第11期,(总第185期)
        理查德•弗朗西斯•琼斯《缓慢是不可能的——当代世界中全球化理念,观念和速度的注解》,世界建筑2005年第8期,(总第18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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