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子里的中国与心中的传统

China in the Heart and Tradition in the Mind

作者:孔祥伟
 北京观筑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总经理/首席设计师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编辑部 执行主编
 发表于《景观设计》2006年第六期(总第18期)
 
         无论怎样组织和经营,讨论传统与中国总是很容易落入当代史论的话语泥沼。传统与中国,这两个词汇相互关联而又分别独立,但曾经的谬误,一度将传统等同于中国,将现代等同于西方,这让中国设计师步履沉重;而如果将两者完全剥离,似乎又形单影只。是啊,谁让我们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呢?
 
傲慢与偏见
  
        “传统”本来无事,那是日本过来的翻译词——陈丹青。就是这个翻译词,在近现代史中论辩了上百年,从1840年开始的“体用之论”,到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的批判,到梁思成的“中而新”,到80年代被没有时差地介绍进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再到90年代前后的文化寻根热,前后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

         但在如此长久的论证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传统是什么呢?傲慢产生偏见,一方面,在近现代之前的漫长历史中,掌握文字的阶层和掌握话语权的历史记录者,对上层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偏好,喜好文言文并重写意而非写实,我们读到的传统在精英之上缥缈;另一方面,在近现代的研究过程中,传统被高度抽象化,神秘的光环一直萦绕,使以物质为主体的设计实践走进了民族主义神秘化的困境,并形成了一种“用传统的带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文化视野去看待来自西方的思想的现象” ——朱亦民。
        传统之于景观建筑实践的研究,倾向于中国经典的古典形式,特别是对上层建筑与园林的持久关注,每提传统,言不出故宫和拙政园,经典形式并被图像化和符号化,在实践中逐步演变为文丘里式的后现代主义拼贴。喜欢将一切事物简化的中国思维方式导致重心偏移,以乡土为基底的“本质中国性”的研究被忽略了。
        这种忽略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就是在与现代主义的对话过程当中,缺失基底的传统显示出了巨大的摩擦力,传统与现代在更多的时候呈现一种对立而不是对话,直到一个转折点的出现。
 转折点

        在1990年代后期,从被王明贤所命名的实验建筑群体和现代景观设计学的实践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设计作品与理论。这种本土实践使得“景观建筑中国造”引起了世界的关注。新的力量在为景观建筑寻找一个全新基础的同时,一方面体现出与旧的“主流”思潮的决裂,将西方现代理性思辨运用于实践当中,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的极大兴趣,重新进行了反思和评估。但在这个转折点的背后,是国际语境中地域性的觉醒和寻找身份的过程。
 地域性的觉醒

        景观与建筑被赋予地域和国家含义,并以此作为分类法早有其渊源,只不过具有一个古典的前缀,如古罗马建筑、古希腊建筑、古埃及建筑及中国古典园林等等。但现代主义运动曾一度以强大的国际式手段消解了建筑的国家与地域差异,以“现代”作为统称。
        当然,地域主义始终存在,现代建筑原则与地域和文脉的结合产生了诸多杰作。从阿尔托阿尔瓦到西扎,从安藤忠雄到马里奥•博塔,建筑呈现着一种现代主义教条之外的自由设计与建造方式。包括柯布西耶和路易康在印度的实践,也被柯里亚称赞为尊重地域与当地传统的建筑典范。但这种地域主义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超出建筑本身的范畴,没有被明确赋予民族和国家意义,直到1990年代全球化现象的加剧,景观建筑中的国家和地区含义才再度出现。“某国造”不再限于工业产品,也成为一种景观和建筑现象。例如被国际评论界和媒介热炒的“超级荷兰”建筑现象。
        皮尔•维托里奥•奥雷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地域性的觉醒。他指出“超级荷兰”这个标签开始于一个建筑批评,批评的内容是“1980年代欧洲有问题”,这是地域性觉醒的开端。代表欧洲建筑话语特征的最有力的新的口号之一,便是从地域到国家的建筑炒作行为。在国际风格式微的时期,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的地方主义到解构主义,自1990年代开始,在欧洲悖谬的是某种对地域——国家特征的兴趣加强了。这是一个自1980年代起在由公共管理机构资助的大型项目的改造中拾起的兴趣,例如法国密特朗统治下的大型项目——包括卢浮宫的改造和玻璃金字塔的建成,以及西班牙后弗朗哥时代更加普遍的建筑再投入,在这些项目中,曾经更加普遍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被逐渐地取代,变为对地域性主题的认同。这种情况减缓了对风格与形式的关注,而将焦点转移到了功能与项目内容之中。
        对中国本土景观建筑实践而言,地域性的觉醒源于中国超城市化运动带来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当然还有强大的外在因素的刺激,诸如全球化现象和中国成为世界景观建筑师的试验场的压力,这更加促发了“景观建筑中国造”的愿望。
 寻找身份

        这种地域性的觉醒与景观建筑作为国家话语特征的期望,使得某一刻人们开始觉得应该重新反思一下民族传统和身份,审视本国能够给国际交流带来什么。这表现为一个寻找身份的过程。
        什么是身份?俞孔坚认为所谓民族身份或文化认同即是梁启超所谓的“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的个性和特征。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论述了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危机。他对被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中国项目,这种曾经的上层文化景观能否代表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发出了疑问。他同时质疑了凌驾于地域和文化之上的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现代建筑实践。在对库哈斯的批判中,他认为库哈斯在中国的实践中违背了最基本的现代精神,演化为一种超经济负荷的炫耀行为。这种批判可以在库哈斯的荷兰建筑实践中找到印证:荷兰缺乏在西方已司空见惯的财富,“廉价”成为荷兰建筑的特点,库哈斯的荷兰建筑实践以经济简约著称,接近于无设计,他抱怨OMA中最不为人理解的一面就是“廉价”。库哈斯的抱怨在荷兰本土之外的实践中得到解决,而中国可利用的财富是否比荷兰更乐观呢?库哈斯最近的兴趣从中国转移到富有的拜迪,这更印证了俞孔坚批判的正确性。
        印度建筑大师柯里亚对于“寻找身份”有着深入的解析,并与中国的现实相契合。他认为身份首先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某种找到的事物。另外,作为一个过程,身份是不能被故意创造出来的。我们通过解决自己所认为的真正问题从而构建我们的身份。例如,欧洲人是工业革命的先锋,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身份。他们通过努力使自己的身份赋予更多的内涵,但他们仍然是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第三,身份并不是一种自觉的东西。我们也许会谈论法国式的逻辑,但法国人并没有刻意使自己具有法国式的逻辑,他们仅仅是想要变得具有逻辑性。这就形成了我们对他们的看法,而且会说“这真是太有法国味了”。怎样找到身份?他认为我们通过理解自己和我们的环境来找到自己的身份。任何抄近路的企图,或者刻意创造身份的企图对我们自己都是危险的。这会成为一种操纵,一种信号式的东西。如果一个建筑师周游世界之后想要回到印度,并试图在这里再建一座它曾经在纽约看到的玻璃建筑的话,则它仅仅是在传递信号。但是,反过来,他如果吸取了建筑的设计原则,并将其应用于一套完全不同的材料、习俗、天气和传统中去的话,他就可能建起一座并非玻璃建筑的现代建筑,与他的地点非常契合——与自己的身份非常契合。对身份的寻求可以赋予我们对环境、对自身,以及对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更深刻的感受。这是审视我们真正面临问题所产生的副产品,而不是自觉刻意的找到一种身份来作为终结,而不顾及我们所面对的各种问题。
 中国基底

        在当代中国具有本土意义的景观建筑实践中,普遍体现出了一种寻找身份的过程。传统、中国、现代重新溶解并得以沉淀,一种有关中国基底的内容浮现出来。这种基底带有乡土和平常的特征,并包含着对现实的关怀,它抛弃了对传统文化的表层关注,转向为对地域、气候、材料及“草根”文化的研究。
        在众多作品中,张永和都把建筑作为一种人造地形来处理,认为建筑是基地的拓扑关系的一个部分。在湘西大学综合楼的设计当中通过建筑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山城,以图使推平的基地和遭到破坏的地形得到改善,并与周边的景观有所呼应。在北京十三陵一带的“万娘坟”的柿子林会所中,营造之后的建筑、场地、景观之间的关系呈现一种拓扑性,散点式的空间布局和取景框实现了与原有果园的相融。在长城下的公社中的建筑——二分宅中,建筑主体采用了夯土墙,体现了对传统乡土建筑建造方式的再运用。金秋野这样评价王澍的象山校园:“刻意简化处理的立面,为满足功能要求而略显庞大的建筑体量,都与自然和土地有一种亲近的交接,普遍种植的燕麦增进了环境的“中国”品质。”当然,还有用在建筑群的坡屋顶上的回收来的旧瓦片。来自旧瓦片的思考不止于象山校园,对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的中国馆——瓦园,王澍自己解析道,瓦园即是在威尼斯城处女花园的一次现场营造,以800平方米的规模,6万片取自旧城拆迁的回收旧瓦,体现中国本土建筑师和和艺术家对中国城市现状的另一种思想态度和工作方式。瓦园用回收江南旧瓦,支撑起一片巨大瓦面。一半平铺,一半沿对角线起伏。用回收旧瓦建造,亦重启了中国传统中建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建造方式。
        而俞孔坚运用了接近“无设计”的手法设计了沈阳建筑大学稻田景观,这与超级棒的荷兰建筑理念趋同。设计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包括城市扩张所带来的耕地的缩减,还有基于资源利用的可持续观念。稻田的肌理和水稻本身,则来源于对乡土和大地的解读。在稻田案例中,传统的耕作方式演化成为一种动态的景观行为,“丰产的景观”——以一种接近完美的智慧显示出了强烈的中国特质。
 结语

        传统以其本应具有的重量,沉归于大地之上。其原本就不应该被高高挂起,成为设计师难以承受的传统之重。它逐渐从被完美化和被精英化了的框架中解脱出来,演变为一种可以吸取营养的基底,而不是一个观看的符号。而中国特质带着现实主义色彩,终以独立清晰的面目浮现。
        骨子里的中国和心中的传统,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情结,而是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正如柯里亚所说,结果仅仅是一个副产品。对设计而言,平静的溶解强于刻意的追求。
        参考文献:
        《文人建筑师的两副面孔》,金秋野,《建筑师》杂志,2006年8月
        《理查德•柯里亚》,《生存的艺术:定位当代景观设计学》,俞孔坚
        《从现实主义到现实:荷兰建筑的未来》,皮尔•维托里奥•奥雷《世界建筑》杂志
        《1960年代与1970年代的库哈斯》,朱亦民,《世界建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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